在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家评传》一书中，刘绶松作为新文学史的专家，获得了这样的评价：“他是一座桥梁，连接了古典文学的沉淀与现代文学的锐利，但最终在时代的裂痕中陨落。刘绶松的命运，恰如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缩影。” 今天，我们就来探讨刘绶松先生的传奇一生。
1912年，刘绶松出生于湖北洪湖一个普通的家庭。在家庭的熏陶下，刘绶松自幼便开始接受文化教育，深入阅读古代经典文献。少年时期，恰逢新文化运动的兴起，他深受白话文学与社会变革思想的影响，对这些理念产生了浓厚兴趣。
1935年秋天，刘绶松通过了清华大学的转学考试，并成功被录取，进入中文系的二年级学习。在清华大学期间，他有幸师从古典文学巨擘如刘永济、黄侃等，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。当抗战全面爆发后，时局变动让他不得不辗转多地，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，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，且通过创作抗日诗文，坚守“文学为时代发声”的信念。
展开剩余64%1938年，刘绶松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，先后在重庆的南开中学与西北工学院等学校任教。他在课堂上讲授古典文学及文学理论，结合战时实际，强调文学应承担的社会责任。在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下，刘绶松逐渐从古典文学的研究转向现代文学，开始关注鲁迅、茅盾等作家的思想性与革命性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刘绶松被调往武汉大学，担任中文系教授。此时，他主持了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，开设了“中国新文学史”课程，填补了该学科在高校中的空白。此外，刘绶松还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，系统梳理了1919至1949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，并编纂了由高教部委托出版的现代文学史教材——《中国新文学史初稿》。
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，刘绶松还开设了毛泽东诗词课程，深受学生喜爱，他也撰写了《崇高的理想，豪迈的词篇——读毛主席》等文章。1956年，刘绶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且他的《高等院校教材》成为高等院校的指定教材。
然而，在他入党的第二年，即1957年，反右斗争爆发，刘绶松在“大鸣大放”中批评了过度政治化的学术评价体系，主张“文学研究应尊重历史的客观性”。因此，他被视为“右倾”分子，遭遇了教学资格的剥夺，甚至其著作的印刷也被停止，他被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。
在《〈中国新文学史稿〉的自我批判》中，刘绶松反思自己的错误，他写道：“我曾错误地肯定了许多反动作品，把有毒的草当作香花，造成了不良影响。对胡风分子的作品，我大多数给予了肯定，还专门立了一节讲《七月诗丛》，但我到底肯定这些作品的什么呢？翻开我的书，不外是一些‘情感丰富’的评价，而忽略了作品的思想内容与政治倾向。”
尽管刘绶松作出了深刻的自我批评，他依然未能避免十年动乱的厄运。1966年，文化大革命爆发后，刘绶松被诬蔑为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”，并遭受了批斗与抄家，许多珍贵的手稿和藏书都被销毁。
刘绶松的妻子张继芳，曾在抗战期间在重庆担任过广播电台的播音员，还参与过“三青团”，因此被诬陷为“特务”。在1968年开始的“清理阶级队伍运动”中，刘绶松与妻子张继芳被隔离审查。1969年3月的一个星期天，他们被允许回到武汉大学教职工宿舍的家中。随后，刘绶松与妻子双双上吊自尽。由于那个时代的特殊规定，刘绶松和妻子的骨灰未被允许留下。尽管如此，临终前，刘绶松依然坚持相信：“历史终会为文学伸张公正。”
1979年，经武汉大学党委的批准，学校在体育馆举办了“刘绶松平反昭雪大会”，他终于恢复了名誉，得到了应有的尊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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